熱點時評：農民工維權難凸顯身份尷尬
熱點時評 8月5日，長期為農民工工傷維權提供法律援助的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提交了一份《農民工工傷保險問題研究報告》。報告共收集整理329件農民工工傷案件，涉及農民工344人。報告顯示，工傷認定程序漫長、維權成本高、行政執(zhí)法部門缺位等問題，成為當前農民工工傷維權的“攔路虎”。
因為河南青年張海超“開胸驗肺”的悲壯舉動，公眾再度把目光投射到農民工工傷維權這個沉重的話題上。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得不到及時、合理的維護，狀貌之悲慘、維權之艱難，并不僅僅止于“開胸驗肺”。為什么會是這個樣子？僅僅是認定程序漫長、維權成本高、行政執(zhí)法部門缺位嗎？我認為，導致農民工工傷維權艱難，最根本的原因依然是當下社會結構中農民工尷尬的身份問題。
上述那份調查顯示，工傷認定程序平均需要16個月。表面上看，難以認定的原因是農民工與用工方之間的勞動關系不明確，深層的原因則是非公非農的身份，導致了農民工進城務工一直處于不確定的狀態(tài)。并不是農民工不想簽訂勞動合同，也不是不想有工作證、工資條、出入證，而是企業(yè)為了事后推脫責任根本就不愿做這些事情。在一個勞動力買方市場的大背景下，蜂擁進城的農民工能夠找到事情做已經很不容易，哪里還有更多的談判籌碼？
維權成本高，客觀地說，這只是一個相對的說法，城市工人工傷維權的成本并不比農民工的低。甚至，很多情況下，仲裁機構、法院還因為受傷害者是農民工，而啟動了簡易程序盡量快一些解決問題。然而，即便這樣，對于“無根”的農民工而言，仍是無法承受的沉重負擔。很簡單，農民工與城市毫無聯(lián)系，無法生存，一旦喪失了勞動能力一天也呆不下去，只能盡快返鄉(xiāng)。君不見那些一代農民工，在城市打工逾30年也沒能在城市里立足。不是身份制約是什么？
至于行政執(zhí)法部門缺位則由來已久。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農民工都沒有被納入勞動保障和安全生產監(jiān)督管理部門的履責范圍，監(jiān)管的掃帚并沒有掃到這些邊緣人群。農民工的身份何時才能夠清晰起來，就前一段新勞動合同法遭遇的頑強阻擊看，并不是很樂觀。
如何打開工傷認定的方便之門？固然可以從操作細節(jié)上給出一些路徑，比如強化勞動保障行政部門的職權，簡化工傷認定程序等等，或者是抓住一些類似河南張海超“開胸驗肺”這樣的典型案例，用嚴刑峻法處置一些瀆職干部，等等。如此措置或可暫時地、一定程度上地推動農民工維權取得進展，但并不能從制度上根本解決這一問題。中國經濟社會的發(fā)展在借力億萬農民工的同時，也積壓了不少問題。我們不應一邊贊美農民工推動經濟發(fā)展的偉大貢獻，一邊讓他們在資本和權力的雙重擠壓下呻吟。
此前不久，深圳代市長王榮提出取消“農民工”這個稱呼，當時引起眾聲喧嘩。很多人認為在最基本的身份認定尚未解決的情況下，“農民工”這三個字并不是輕易取消得了的。無論如何，必須重新審視農民工的身份困局。“農民工”這個不尷不尬的稱謂，不應該依然是對進城農民、建設工人的籠統(tǒng)概括、糊涂稱謂。
相關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