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個月前，杭州進行了公務用車改革——取消專車，改為發放相應車貼，節約歸己，超支不補。這無疑是一種進步，改總比不該好，這為各地的車改提供了思路。

　　眼下，該市又準備在局級領導干部中探索一個車改新模式——“包干用車”，本人不領車貼，所有公務用車由公車服務中心提供。消息一出卻立引質疑：局長不領車貼重新用公車，這與之前“局長專車”有何差別？這是否意味著杭州車改出現回潮？

　　表面上看，“包干用車”與“局長專車”還是有區別的，杭州市發改委副主任、車改辦主任何新根解釋說：一方面，“包干用車”不包括上下班，嚴格限定在公務活動范圍內；另一方面，單位不配車，用車由公車服務中心提供，車輛不固定，而且用車情況都有記錄，便于監督。

　　果真如此，“包干用車”確實不是原有公車使用制度的復辟，而是一種全新的公務用車方式。然而，鑒于以前公車使用的常識，要想對“包干用車”進行監督，恐怕是難上加難。試問，在一個層級觀念根深蒂固的社會，無論是公務還是上下班，領導要用車，司機有勇氣拒絕嗎？再說了，讓一個司機去舉報局長公車私用，可能嗎？正如一名機關駕駛員所說，領導要用車，不管什么時候，照樣隨叫隨到。

　　由取消專車改為發放車貼，其效果應該是立竿見影的，“3個月來，首批21家試點機關單位用車補貼比車改前公車開支下降了32%”，即是最好的說明。理論上說，任何一種改革都是在不斷摸索中前進，車改也不例外。然而，杭州在發放車貼的基礎上，還要再留個尾巴，為局級干部再探索一種“包干用車”的新模式，本質上并不是要把車改往縱深推，而是對既得利益者的一種妥協，其理由更是經不起推敲——局長們覺得打車不方便。

　　這個理由聽起來很是荒唐，局長們覺得打車不方便，潛臺詞就是到時影響了公務，可不要怪他們。可是想一想，那些天天坐公交車上班的人，難道就覺得方便了。是不是覺得擠公交不方便，就可以不上班了？公車的性質說到底是為公務服務的，而不是給官員提供方便的，以局長打車不方便為由，由發放車貼再改為“包干用車”，其背后體現的是對以前公車的迷戀，是權力對公車私用不方便發出的牢騷和不滿。“車改前必須6點趕到單位取車，6點半出車，7點半到領導家樓下，送他家小孩到學校，然后返回，8點半前接領導到單位。”杭州某市級機關駕駛員的話可謂對“不方便”的最好注解。

　　公車改革總比不改強，只要能尋求一個總體上的平衡，能減輕公車開支的隱性負擔，我們都應當支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遼陽弓長嶺區的車改因輿論壓力而暫停、杭州車改局長不領車貼重新用公車，不能不說是個遺憾。

　　車改不能在質疑聲中停滯不前，更不能淺嘗輒止，因噎廢食，甚至出現回潮，走回頭路。車改需要一些地方先站出來試點，因為試點可以試出經驗，試點可以試出問題，提供新思路。但每年8萬元的車補、局長重用公車又告訴我們，把改革的主導權交還給既得利益者，或者因為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就急于為車改“留尾巴”、“打補丁”，這樣的車改很難前進，弄不好還會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