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責任意識的驅使下，政府部門的信息披露越來越遵循新聞規律、正視民意和輿論，這不僅僅是新聞工作者的幸事

　　“從今年12月1日起，在涉及公眾利益的重大決策和重要工作以及重大災害、事故等事件時，如果深圳的政府部門負責人無故拒絕、阻撓記者采訪，將受到行政問責。”9月15日，深圳市政府公布《新聞發布工作辦法》，率先將行政問責引入新聞發布工作，此舉具有重要意義。

　　表面上看，將行政問責引入新聞發布制度，僅僅是行政問責范圍的一次擴大，是對政府部門加大信息公開力度的督促。實際上，是政府對輿論監督態度的明確，是政府對自己社會角色的一次重要認識和清醒定位。是用制度的形式，把自己真正固定在為民眾提供服務、被監督、被要求的位置。

　　將行政問責引入新聞發布制度，基于政府對自我責任的清醒認識。在公布工作辦法的同時，深圳市政府對自身在新聞發布制度上的4點反思耐人尋味——

　　“領導干部新聞發布意識參差不齊，有的部門應對媒體事件的方式還比較粗放，個別部門甚至實行‘鴕鳥政策’，不愿意正視民意和輿論”；

　　“在突發公共事件和新聞發布與媒體服務方面，尚未形成快速反應的長效機制”；

　　“一些基層部門新聞意識有待加強，在接受媒體采訪方面經驗不足”；

　　“新聞發布的工作要求缺乏剛性約束措施，在一些環節或具體事務上推進較為困難”。

　　之所以如此詳細羅列這些內容，不僅因為它們是這項政策出臺的背景，還因為這些普遍存在的問題，恰恰是許多改革無法深入的一個重要原因。“不愿意正視民意和輿論”、“缺乏剛性約束”，就不知道民眾的真實訴求，就難以視民眾利益為自己工作的出發點，就不可能擺正政府利益、企業利益和公民利益三者的位置，而如何處理好這三者的利益關系，恰恰是政府工作的基礎。

　　有了強烈的責任意識，才會有自我革新的勇氣，才不會以自我的意志，做出有違社會進步的決策。從24年前深圳率先在全國嘗試新聞發言人制度，到1年前，深圳擬定新聞發言人工作細則，提出“四個不得”——社會問題不得回避、媒體咨詢不得推諉、重大事件不得失語、熱點問題不得搪塞，直至今天將行政問責引入新聞發布工作，我們看見，責任意識在不斷增強，政府部門的信息披露越來越遵循新聞規律、正視民意和輿論，而這不僅僅是新聞工作者的幸事。

　　回看深圳關于新聞發言工作的問責措施，主要是針對行業主管部門一級，問責對象也基本是部門負責人。我們期待在不遠的將來，深圳的做法能夠得到更廣泛的推廣。在這樣一個社會進步、經濟增長、傳媒大眾化的時代，這樣的目標并非遙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