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河北省武安市教育局局長易人，原局長馮云生退居二線。所謂“瘋狂”事，就在這項人事變動宣布以后發生了。當晚，馮云生來到教育局，趁著人事章還沒交出去，簽署了一百多份調令，“一直弄到凌晨兩點多”；第二天，武安市教育局人事科科長楊淑斌、工作人員彭為民等3人，在武安市第五中學現場辦公，辦理調動手續，將大批農村學校的教師調進城里。

　　“下崗”了，卻還在行使權力，而且不是調動一個兩個，而是一百多人，“現場辦公”，一點也不避人耳目，夠“瘋狂“了吧？

　　但是，所謂“瘋狂”，只不過是外人的印象，而且是規規矩矩地用政策、規定去衡量得出的判斷。

　　報道里說，馮云生已經當了12年的教育局長了，即使他對自己的“下崗”心有不甘，但是，如果這樣簽發調令受到處罰，會對自己不利，他是不會這么干的。12年的局長生涯，手中掌握著當地的優質教育資源，足以編織起一張堅固、密實的關系網來，他有這個把握，這張關系網能保他無事。

　　這個事情，最早是有人在網上曝光的，帖子直指其中的腐�。�“安排1人要價5萬至10萬元，有錢戶甚至達到20萬元，進城要5萬至8萬元，找市里領導的關系也得給他2萬至5萬元。”帖子發出后，廣東《新快報》9月3日對此已有報道，期待“官方聲音平息質疑”，“讓大家知道真相”。但在《中國青年報》報道前，“公眾和輿論所期待的真相卻遲遲沒有得到展現”；這多少能夠說明，“瘋狂的調令”與當地官場生態并不是水火不容的關系；如果其中一些要求調動者有“市里關系”，那么 “瘋狂的調令”正是“市里”一些人所希望與默許的。也就是說，在這個利益格局中，這個事情一點也不“瘋狂”。

　　也許，教育的城鄉差別，正是他們樂于看到的；差別越大，權力尋租的空間也越大。

　　“瘋狂的調令”對當地教育的破壞作用立即顯示了出來：一些農村學校師資不足，課也開不出來，城里學校人浮于事，校長不知該怎么安排人。在利益面前，什么教育質量，什么“祖國的未來”，都可以丟到腦后——為了利益最大化，一些官員已經喪失最起碼的政治道德和人性意識。

　　報道中提到，馮云生有一輛廣州本田坐駕。武安市教育局是科級單位，按規定馮云生是不能配車的。馮云生配了車，說明武安市的局長們大都配了車；再說，武安市有頭有臉的人要把自己的子女安排到最好的學校，他們還會對馮云生較真嗎？這也是一個利益鏈條：你為我辦事，我對你睜一眼閉一眼；社會資源、公權力就這樣無形中轉化為官員的個人利益，大家都照此辦理，按等級分配利益，實際形成了一個特權階層。所謂政策、規定，只對普通百姓有效。

　　在這樣一個利益格局下，比“瘋狂的調令”更瘋狂的事也會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