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的關鍵是杜絕人為不公
北京大學實行中學校長實名推薦制度的方案在輿論界引起軒然大波，絕非偶然。對于千百萬考生和他們的家長而言，作為高等教育的最高殿堂之一，北京大學所承載的不僅是光榮與夢想，更有千百萬平民對于教育公平和機會的期待。我的一位老同學，一個地道的農民的兒子，曾經于1981年摘取了全省文科狀元并榮幸地被北大錄取，為此，我曾經戲稱他為“狀元郎”，說他在科舉時代有榮登榜首并在京城“夸官三日”的可能，走運的話或許被招為駙馬爺亦未可知，只是他生不逢時而已。此言非虛，我們省的考試成績歷來在全國名列前茅，省里的狀元離全國的狀元不遠。
然而，如果是在今天，他還可能僅僅憑分數而高中榜首并進入北大嗎？這是一個問題。
如果這位當年的狀元重回母校參觀，他會發現時間的流水已經將昔日的高考制度沖刷得面目全非，形形色色的加分或許會令他像孩子一樣茫然。形式上還是按分數錄取，但是，分數的來源卻不再是那場牽動著億萬人心的考試了，來源的渠道被大大地拓寬了，標準也顯得異彩紛呈，有藝術特長加分，“民族加分”，一定級別的三好學生加分，自主招生考試，直接保送等等。對于上世紀80年代那些從考場上殺出來的考場老將們，這一切聽上去像天方夜譚。高考，那個曾經改變了我們命運的高考，已經變得與我們“對面相逢不相識”了。然而，這些新生事物的效果究竟如何呢？
四川省某教育局官員讓自己兒子冒名少數民族考生加分，瞄準的同樣是北大。如果不是東窗事發，那位公子已經是北大的學生了。在一個信息封閉的時代，上述運作肯定天衣無縫，可惜的是它們碰上了一個網絡時代。網絡時代的信息透露出事件的真相，也反映了這些形形色色的加分渠道，往往為權錢交易在高考領域的攻城掠地打開了方便之門。
為什么不呢？社會學家費孝通曾比較中國社會結構與西方社會結構的差異，說中國社會是一種差序結構，每個人以自己和家庭為中心，一層層推出去，形成了一個宗法色彩濃厚的人情社會；西方社會是一種團體格局，不同的社會團體相互抗衡與制約，結果演化出一個公民社會。不幸的是，經過了三十多年的市場化改革，中國人仍然在人情社會中轉圈子，人情依舊在以種種方式調控著權力的運行。所以，那些以放權為導向的高考制度改革產生出越來越多的問題，是無可避免的。西方管理學上有所謂漏洞原理，即如果管理存在制度性漏洞，事情就一定會向更壞的方向發展，這個原理總是在實踐中一次又一次地被證實。統計數字也在表明人們的憂慮絕非空穴來風。一位在高校工作的朋友告訴我，從80年代至今，農村孩子在北大清華的比例不斷降低。是農村娃越來越笨了，還是我們的考試制度出了問題？答案大概是后者。
許多人認為，高考是我們這個已經沒有底線的社會的最后一道防線，因為它有一個其他任何行業都不具備的獨特優勢：分數。分數是天生的平等派，考分面前人人平等，分數為那些沒有任何其他社會資源的平民，提供了改變命運的唯一渠道和希望。但是，當分數的客觀性和統一性開始打折扣的時候，當形形色色可以人為操作的加分出現的時候，當種種人為的意見取代客觀的標準以改革的名義向高考領域滲透的時候，就是這最后一道防線被攻破的時候。從那些頻頻被發現的高考舞弊中，我們仿佛聽見了那最后一道防線被撕裂的聲響。
沒有人反對真正的教育改革，但當前教育最需要改革的，是教育的行政化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種種潛規則和教育不公現象，杜絕招生考試中的各種人為運作因素。就此而言，中學校長實名推薦制度，恰恰背離了高考改革應有的主題。中學校長也是人，他具有和我們每個凡人一樣的缺點，也和我們同處于一個人情化社會中，連大學校長都無法保證的公正，中學校長憑什么能夠保證？《紅樓夢》有一回說的是“胡庸醫亂用虎狼藥”，方子反了，非但不足以祛病，反而會加重病情，這就是許多人反對北大這一所謂的改革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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