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不以為城管與游商之間是貓和老鼠的較量，他們之間的恩怨情仇或劍拔弩張，不過是一場身不由己的皮影戲：城管未必不識攤販之艱，攤販未必不懂城管之難。但大家都要吃飯，于是在城市這個有著潔癖的話語體系中，彼此百般抑郁萬般糾結。

    1月20日《廣州日報》消息說，在廣州市城市管理工作年終總結暨部署大會上，城管委在會上提出“設置一些過渡性臨時擺賣攤區”的計劃，卻遭到了相關副市長“潑冷水”，指出這“絕對是一種不公平、不負責任的行為”。話不中聽，道理卻在：給小商小販設了擺賣區，垃圾難題更是雪上加霜，責任誰擔？亂擺賣不交稅，又不接受衛生管理，正規業戶心生不爽，公平何在？既不負責任又不公平，這樣的舉措如何經得起公共利益的考量？

    但凡事講究辯證法，城市管理者的難處體諒了，也該關照一下民生多艱。販夫走卒，不到萬不得已，誰會放著寫字樓不坐，偏要跑到烈日寒風里打游擊？他們不好意思坐地乞討，他們也沒有仇視社會打劫路人，放低尊嚴，落魄謀生，但城市依然不肯寬容——至于垃圾，貌似是攤販制造的，但實際上恰恰是城市消費的產物，而市民是納了稅的，他們在攤販處留下的垃圾，怎么說也是城市政府責任范圍內的事情；至于公平，亂擺賣不納稅、不接受管理，這應該是攤販的損失才對，理論上說，職能部門是提供服務的，納稅且接受管理的正規商家怎么可能會羨慕那些走街串巷的游商呢？若真要羨慕起來，答案就只有一個，所謂的“納稅且接受管理”是一件性價比很差的事情——這又顯然不符合“人性化大都市”的定位。

    游商是城市公平與責任上的一道硬傷。尤記得去年《個體工商戶條例(征求意見稿)》剛出爐的時候，全國城管執法局長聯席會議即表達了與輿論迥異的聲音，城管執法局長們并不贊成使用條例“流動商販合法化”的表述，并將之視為一種誤讀——他們所擔心的，基本也是和副市長一個邏輯。那個時候，我們多會將國際慣例引進來，講述國外大都會繁盛的跳蚤市場和自由愉悅的小攤販，以此勸誡我們的城市要包容要多元。但是，很遺憾，我們城市的一個“秩序”似乎就足以對抗所有辯駁的情與理。

    秩序是什么？難道就是干凈、整潔、管理起來順手，看起來不食人間煙火，最好金箔鋪路，富人集居？然而，權力對秩序的偏好是寫在臉上的事情，理由很彪悍，這叫大多數人的權益。游商的日子不好過，恰恰在于他們是“秩序”之外的“少數”，他們只有服從的份，只能接受被驅趕的命運——權力有多傲慢，權利就有多卑微。

    當我們把“公民社會”四個字縫成城市衣服袖標的時候，攤販卻在“公平”與“負責”的爭執中四處游走。只是，城市的T臺上，什么時候站滿了走秀的“模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