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基于經濟發展所處的歷史階段及整體技術水平的限制，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增加生產要素的投入和物質消耗來推動，國民經濟的發展也因此一貫呈現出高投入、高增長、低效益、高污染的典型粗放式增長特征。

　　以2006年為例，該年我國以占世界總量15%的能耗、30%鋼材消耗、54%的水泥消耗的巨大投入和消耗僅產出了占全球產值總量5.5%的國內生產總值。而同期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遠未達到“十一五”限定的年均目標，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未得到根本好轉。為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降低增長成本，提高和保持經濟增長方式的可持續性，早在1987年政府即提出要將粗放經營逐步轉變為集約經營。1995年更在提出實現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同時，明確提出要實現國民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到集約型的轉變，力求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國民經濟發展高投入、低產出，高增長、低效益的狀況。由此，伴隨著經濟體制的根本轉變，國民經濟的增長方式逐步開始了從粗放到集約的第一個歷史性轉變。

　　然而直到今天，在我國經濟迄今為止的快速增長過程中，原有的以高投入、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多占地為特征的“四高一多”式的粗放型增長方式不僅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而且又積累了較多值得高度重視的矛盾和問題。這些矛盾和問題不僅表現為以投資消費關系不協調、“一二三產業”發展比例不協調、城鄉發展和區域發展不協調、國際收支不協調和自主創新能力低下為表征的不穩定因素的存在，也表現為以收入差距的擴大及其所引發致一系列經濟、社會矛盾和問題為特征的經濟發展中不和諧因素的存在;不僅使我們為經濟增長所付的代價日益增大，使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的矛盾日趨尖銳，也使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具有內在的結構性的矛盾。

　　資料表明：2003年以來，我國每年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率都保持在25%左右，資本形成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40%，最終消費支出比重則從2001年的59%下降到2006年的50%，且投資主要集中在房地產、汽車、化工和建材等少數產業上，投資的“潮涌現象”十分明顯，導致產能嚴重過剩;1994年以來，我國資本賬戶和經常賬戶常年“雙盈余”，導致外匯儲備規模劇增，已從1994年的516億美元增至2009年6月底的21316億美元。這不僅增加了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和對人民幣升值的投機，也推動了資產價格的上漲。

　　除非有有力的政策干預，否則上述矛盾的持續和發展將會極大地影響和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并最終導致發展本身的不可持續。更重要的是，在當前國民經濟較快增長和較低通脹率的表象下，上述矛盾和問題的存在可能隱藏著較大的，且十分現實的經濟風險和社會風險。

　　顯然，當前影響我國國民經濟未來發展的因素已不再局限于單純的經濟增長模式，而是已擴大和涉及整個國民經濟結構的各個方面。因此，只有在宏觀上加強對國民經濟運行和發展的干預，才能實現和確保我國經濟、社會又好(即高質量)又快(即高速度)地發展。因此，及時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當前我國經濟生活中具有第一位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而30年的改革和發展也已為實現這一轉變提供了包括經濟體制、市場供求格局、經濟運行環境和物質基礎在內的良好的基礎條件。簡言之，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也因此具有現實的可能性。

　　二、延伸閱讀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放松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黨的十七大作出的緊迫而重大的戰略部署。最近召開的黨的十七屆二中全會又把著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落實十七大精神，努力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根本措施加以強調，可見其緊迫性和意義非同一般。

　　強調轉變發展方式之所以如此緊迫，首先是因為目前的經濟發展方式有“毛病”。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僅過去長期患下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老“毛病”依然相當嚴重，而且伴隨經濟的高速增長而逐漸發作的不協調、不平衡、不和諧、不安全的新“毛病”也日益嚴重。其次是這種粗放而失衡的經濟發展模式全面遭遇環境承載能力下降、自然資源嚴重不足、國際貿易摩擦加劇、社會沖突增加等生態環境、貿易環境和社會環境惡化的阻礙。因此，經濟發展方式非轉不可。

　　客觀地說，過去我國經濟發展患的這些老“毛病”，跟過去我們經濟發展水平不高、技術水平低下、經濟總量小、經濟社會長期“緊運行”和人們對資源與生態環境問題的忽視有關系。在一個溫飽問題還沒有根本解決的人口大國，不可能不要高速度，在技術水平不高、環境意識不強的情況下也不可能不靠高投入、高消耗進而也難免高污染。但是，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和國家經濟總量的擴大，中國進入了經濟寬裕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階段，這些老“毛病”就必須要改了。

　　遺憾的是，盡管我們在轉變發展方式上也做過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通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來換取高增長的發展慣性依然嚴重，從思想上忽視經濟增長質量、忽視生態環境成本的傾向還相當嚴重，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出口，過度依賴工業特別是重化工業發展，過度依賴物質投入的問題還十分突出。從投入和消耗來看，投入大、消耗多仍是當今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特征。例如，2006年我國GDP總量占世界經濟總量的5.5%，而消耗的資源總量卻達到了15%以上。特別是由于我們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缺乏核心技術，缺乏自主知識產權，缺少世界名牌，我們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廉價勞動力和大量低價開發自然資源甚至嚴重的環境污染來換取微薄的加工利潤，進而成為任發達國家“剝削和無理指責”的低端產品“加工廠”。美國《商業周刊》和國際品牌公司2006年公布的全球100個著名品牌中，美國擁有50個，歐洲擁有38個，亞洲占有11個，而我國卻沒有一個。我國彩電、手機、臺式計算機、DVD等產品的產量均居世界第一，但芯片大都依賴進口。我們不得不把每部手機售價的20%、計算機售價的30%、數控機床售價的20%—40%支付給國外的專利商。這種粗放式發展必然與我國人均資源嚴重短缺的資源狀況相沖突，嚴重影響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不僅如此，在經濟粗放、快速發展過程所產生的一、二、三產業之間、經濟與社會之間的不協調，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發展的不平衡，人與自然的不和諧，以及過度依賴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而帶來的經濟不安全等新問題交織進來以后，我們就更需要馬上“就醫治療”，自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轉變發展方式，說到底就是要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針對現有經濟發展方式中存在的問題，真正實現經濟增長由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

　　要實現這“三個轉變”，最重要的是要抓住“四個關鍵”：一是要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提高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力。自主創新能力低下，缺乏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關鍵技術和知名品牌是制約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瓶頸”。只有突破這個“瓶頸”，經濟發展方式才能發生根本轉變。因此，必須大力推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努力形成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有機結合的創新機制，制定各種激勵政策，促進各種創新資源向企業集中。

　　二是要重視第三產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發展，加快形成第三產業為主要發展動力的新格局。第三產業發展空間巨大，只有第三產業充分發展，才能促使和支撐經濟發展徹底擺脫過分依賴物質投入和犧牲環境而換取經濟增長的局面。

　　三要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加快發展各類生產要素市場體系，完善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環境損害成本的生產要素和資源價格形成機制。

　　四要深化干部任用體制改革，完善干部政績評價體系，用充分反映資源環境代價的核算體系來衡量地方的經濟發展水平，進而加快形成有利于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只有這“四個關鍵”一起抓，才有利于解決部分地區發展方式轉而不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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