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卸下天之驕子的帽子，又冠上村官的風光稱號。在現在全國各地爭相推行大學生村官政策的同時，很多人都覺得這個群體有著無比光鮮的生活。但是在第十一屆挑戰杯決賽的作品中，記者卻看到了大學生村官的另一面。

　　“其實村官不好做！”江西大學的于曉娟一臉感嘆。這次挑戰杯，她帶來了自己的作品《大學生村官政策實施效用及管理對策反饋動態復雜性分析》。

　　于曉娟提出這個課題，有感于一個當村官的師姐。“她是哲學專業的碩士，畢業后就考了大學生村官。但這個來自于城市的女孩對農村風俗不了解，也聽不懂當地的方言，以至于很長時間都無法融入那個村子，做了1年多的村官，竟然連會議記錄都做不了。”于曉娟常常會覺得惋惜，也開始思考其中的一些問題。

　　來自于浙江工商大學的陳震聃也做了同樣的調查。“現在的大學生村官，存在的一個問題就是專業不對口。農村最歡迎的是農技專業的學生，但現實情況是這部分專業的學生特別少，這就造成了這些大學生村官在崗位上無法發揮自己的專業特長，有的干脆就不在村子里待著了。”陳震聃曾經親自走訪了幾十個村子，大學生村官的這種不正常的狀態讓他覺得很疑惑。

　　從去年暑假開始，他開始更加深入地去調查這個問題，發現這些問題特別普遍，全國各地都是一樣。在自己的作品《大學生村官機制建設——基于1260個鄉村實證調查研究》中，他提出了更多的問題，比如大學生村官的培訓。“剛走出校門的大學生缺乏農村工作的經驗，應該在畢業前安排專門的培訓。”陳震聃說，

　　“大部分人都認為大學生下到農村會有一番作為，但是結果卻不是。”來自湘潭大學的毛星芝的挑戰杯作品是《新一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調研與思考》。通過走訪，毛星芝發現出現的上述問題跟大學生做村官的動機不無關系。在他調查的所有村官中，通過大學生村官這一途徑想要解決就業問題的占24%，為了考公務員有優惠政策的占32%，還有一部分人則是想在農村積累經驗，鍛煉能力，而真正想扎根農村，想在農村做實事的則是少之又少。

　　與毛星芝不同，于曉娟把思考的重點落在了大學生村官的身份和出路上。

　　“在鄉鎮和農村，一些干部認為大學生村官的存在對自身的地位是一種威脅，所以不讓大學生村官參與實質性的工作，而是讓他們做一些端茶倒水、打掃衛生之類的瑣事。”在于曉娟的調查中，這樣的情況并不少見，大學生村官沒有明確的身份定位，這讓他們感到非常迷茫。

　　讓他們迷茫的還不止這些，還有對于未來的擔憂。在大學生村官政策中，國家規定了3年的退出機制，即大學生村官簽訂3年的合同，合同期滿后，他們就要另謀出路。而在這3年的合同期內，他們也沒有合理的身份：沒有編制，更不是公務員。

　　“這打擊了一部分大學生村官的積極性。”于曉娟的指導老師賈仁安教授認為，“對于想在農村實現價值的村官應該給一些政策扶持，比如幾年工作做得不錯的，可以優先錄用為公務員。”

　　“應該有更完善的引入和退出機制，讓大學生想來的來，想留的留，想走的走。”毛星芝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