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金華投資者反映，為了在義烏市投資興辦駕校，4年多來他無數次地奔波，賠盡笑臉，可是握有“許可權”的義烏市公路運輸管理所卻一次次以各種理由推諉不辦。無奈，他向法院起訴救助，一審、二審均勝訴，但當地公路運管部門還是依然故我，對判決不予理睬。

　　4年時間，3次正式提出申請。每一次都按照審批部門的要求備好材料，但每一次都被找出新的“不符合要求”之處。而更為可笑的是，在不予許可的理由中，竟有“駕校總經理的文憑必需大學本科以上”。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即使輸了官司，審批部門依然振振有詞：“法院判了撤銷我們不予許可決定，又沒說非要許可給你。”公權傲慢到這個份上，讓人不難想象此事已不是批與不批那樣簡單，而是引發了強烈的“較勁”情緒。由此，當事投資者不僅要忍受極大的憤怒、痛苦與無奈，還要面臨得罪了監管衙門、即使得到了開辦許可也未必有好日子過的尷尬處境。

　　行政許可法，本來是針對公務員的一道“緊箍咒”。僅以首辦責任人的“一次性告知”為例，在以往的審批性行政行為中，往往不被視為什么大錯，卻最讓人深惡痛絕。早就有人調侃：當你去“衙門”里辦事需要蓋10個公章時，人家決不一次性告訴你要蓋哪10個公章，而是等你蓋完一個，再告訴你下一個該蓋哪個，不讓你跑夠10次絕辦不成。說法雖然有些夸張，但是機關里“推諉、拖拉、扯皮、生硬”等不負責任的工作作風，工作人員自己都不清楚全部工作流程的現象，卻實實在在地存在著。

　　但是，從立法為民的高度來說，一部法律，初衷美好不等于實現了法律目標。僅以上述涉嫌“公權刁難”為例，僅憑其沒有做到“一次性告知”這一條，就完全可以認定其違反了《行政許可法》。糾正其違法，通過當事人提請行政復議就應該可以解決，不必通過法律訴訟。如果當事者不知道有行政復議這個渠道，說明審批部門沒有盡到提醒責任，有意無意地忽略對方權利。而法院的判決，局限于“撤銷不予行政許可”，為審批部門留下了“又沒說非要許可給你”的狡辯空間。這樣的說法在法律概念上是否站得住腳暫且不論，起碼又拖延了當事者的審批時間。

　　提高政府效能，過去曾經偏頗地被理解為裁人撤機構，減崗減開支。但是因為機關里“全員鐵飯碗，績效虛泛化，考核難落實”的傳統太過深厚，機關應有的效能，往往可以任意解釋。要改變這一現象，就需要通過開放多元評價，對政府效能設立全新的價值坐標——機關效能之“能”，既應包括多少人干多少活這種“量”的概念，更包括公共服務效果、公眾滿意度等“質”的概念。對于查證屬實的“公權刁難”，更應該按照“負效能”來理解，依法依紀追查審批機關的責任，給當事者一個負責任的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