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省份數量不是城市化的靈丹妙藥

   全國政協委員、人民出版社社長黃書元建議縮小現有省的規模將中國的省份增加到五六十個。分省后，在不增加編制的前提下分流官員，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黃書元先生的這個建議，可以說并不符合中國城市化的實情。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13億人口有9億農民，城市化的主要目的

    是減少農民，讓更多的農民成為新市民。但是如果按照黃書元先生說的將中國的省份增加到五六十個，大中型城市雖然多了，但農民成市民的門檻并不一定會降低。

    黃書元說，從我國地方政區改革實踐也可以看出，海南如果不建省，絕對不會有今天的成就，仍是廣東省下屬的一個海島；深圳、珠海如果不劃為特區，仍是廣東的兩個漁村。這是事實，但我要問黃書元先生，�？�、深圳、珠海的房價是多少？每平方都在萬元以上，在這些城市不要說農民工望房興嘆，就是那些白領階層也得當房奴，甚至需要一生的拼搏。30年前和30年后有著質的區別，30年前人們都希望去沿海城市掏金，30年后人們感覺到在這些城市生活壓力太大，要紛紛逃離。

    再說，分省后，在不增加編制的前提下分流官員，黃書元先生是異想天開，增加省份只會增加省廳級官員，增加辦公用費、增加財政壓力，多花納稅人的錢，不可能不增加編制。當不少地區一分為二、為三成立市時，與黃書元先生的想法幾乎是一致的，但分流的官員是填不滿各市直機關的，只有突擊提拔，突擊增加編制才能正常運轉。

    中國推進城市化進程最理想的做法應是推動城鎮建設，擴大縣域經濟。這是因為農民工比較適合中小城市買房居住，其生活成本低。前面講了在大城市里，房價每平方在萬元以上，他們大多買不起房，而在中小城市房價在幾千元，不少縣城的房價在二千元以下，買一套房在二三十萬元，應該說相當一部分農民工可以承受。農民工在縣城購買了商品房，住在縣城離父母近，孩子讀書也不受戶籍限制。春節期間，我到江西省余江縣調研，這個縣共有14.9754萬勞動力，其中農民工有6.9687萬人，每年在外打工帶回來的資金有7個多億。2007、2008、2009這三年，余江縣累計完成房地產開發投資3.74億元，建設住房3870套，面積達39.1萬平方米，其中農民工購買的套數有2516套，占售房總數的65%。2009年農民工買房套數占到68%。余江縣為鼓勵農民進城，只憑一張身份證即可購房，購房農民享受縣城居民全部同等待遇。當然，還要讓農民有“床位”，還要有“崗位”，從而加快了農民工返鄉就業和農民進城的步伐。由此可見，農民工越來越愿意為自己花錢、在城市生根，所以，他們更樂于將積蓄用來在城里按揭買商品房，更樂于將積蓄用來給子女在城里讀書，更樂于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和城里人看齊。這種轉變，所改變的不僅僅是農民工及其家庭，更是整個社會的結構和國家的面貌，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城市化和市場化進程是吸引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進入城鎮的必經之路，農民工就近進入城鎮就業才是可持續的選擇。他們在縣、鎮有住房、有保障、有工作，將逐步告別“蕩秋千”式的打工方式。在家鄉城鎮就業，每月工資少幾百元他們也樂意，這是因為除了去沿海需要路費，而更重要的是他們距離父母更近、離孩子更近，甚至連家里的責任田也可兼顧去種，至少在“雙搶”季節可以幫助父母。在沿海城市，他們無法實現這種夢想，沿海城市房價高，生活成本高，孩子入學難，因此，他們不敢把父母和孩子接到沿海城市去居住。可見，增加省份，城市加大了，但減少農民的目的并不能達到。

    在余江縣調研，還發現外出務工的農民在銳減，該縣外出務工人員2007年為9萬，2008年減少到7萬，2009年只有6萬，選擇本土就業者逐年增多。農民工回鄉就業的思路和走向，可以說是造成珠三角等沿海地區“民工荒”的主要根源。如果增加這么多的省份，是不是會進一步擴大“民工荒”？由余江縣的3年減少3萬外出民工，更加說明了廣東的“雙轉移”方向是對的，沿海城市人口聚增，促使了房價的上升，消費成本增加，市政、環境、就業、教育、衛生等多方面增壓，而當密集型企業轉移到不發達地區，沿海城市的人口才會減少，市政、環境、就業、教育、衛生等多方面的壓力才會緩解；那些本已在沿海城市打工的，就可能要回家鄉就業。

    當然，也可以說明黃書元先生擴省份至五六十個是不符合中國國情的。因此，國家要調整城市化方向，要大力縮減農村人口，重點放在推進城鎮化進程，減少大中型城市的建設投資，強化中小型城市、尤其是縣城鎮的投資建設，這種城市化進程才是務實有效的，能使更多的農民工在城鎮扎根。另一方面，隨著產業大轉移，城鎮的崛起，春運潮將不再有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