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申論指導：申論考試資料聯系
理論性資料，一般是對事物的論斷，是概念的定義，指導實踐的理論原則；事實性資料，一般是事實的直接描述，對實踐的具體總結。理論性論斷的得出，總是要以客觀事實為依據，對事物性質、特點進行抽象概括、對實踐進行總結提煉，用理論詮釋事實，也就是說，理論性資料往往以事實性資料為依據；而事實性資料是給理論性資料提供依據，并以事實驗證理論性資料中的論斷。按照這種規律，可以梳理出理論性資料與事實性資料、理論料、事實性資料與事實性資料之間的關系，認識到材料之間是按照什么樣的聯系排列和組織起來的。
一是事實料為基礎與結論關系。事實性資料為理論性資料論述的展開、結論的得出提供基礎和依據，理論性資料對事實性資料中的信息進行概括和歸納，得出原則性結論。例如，事實性資料提供某市7家液化氣經銷企業聯合制定行業自律價，統一將批發價由每瓶38元抬高到40元的事例，理論性資料對行業自律價分兩種情況作出了“多此一舉”與違法的歸納；再如，從事實到理論的混合型資料，先是列舉了溫州煙具協會應對反傾銷訴訟的事實，然后將行會作用分為兩方面，作出了理論性的概括，一是公共服務，二是向政府和媒體表達訴求。
二是事實料為實證與詮釋關系。事實性資料以實例、數據為理論性資料中的概念、論斷提供實證，如：理論性資料先提出論斷——科技和創新成為現階段經濟發展的主導因素，是我國工業化、城市化、國際化推進的關鍵因素。浙江推動經濟發展的方式必須從資轉向科技與創新主導型。隨后的事實性資料為上述論斷提供實證——2006年，浙江全省科技活動經費支出405億元，比2001年增長2.3倍，2006年，專利申請受理數、授權數分別達到5.3萬件和3.1萬件，授權量居全國第2位。
再如，理論性資料提出——事實上我國每年發生殘害證人及其家屬的案件并不少見，對殘害證人的現象懲治不力還會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如果在某個案件中，發生了這類事又沒有受到懲罰，消息很快會傳開，其他案件的證人就會拒絕作證。事實性資料以具體事例為上述資料中“殘害證人及其家屬的案件并不少見”和“負面影響極大”兩個論斷作出實證——鞍山市國稅局直屬分局公務員李文娟因實名舉報市國稅局少征巨額稅款等問題兩次被辭退工作，遭刑事拘留，后又被勞動教養1年。河南省舞鋼市八臺鎮黨委副書記兼常務副鎮長呂凈一因舉報市委書記李長河腐敗問題，遭到刺殺，自己重傷，妻子死亡。
理論性資料以原則、道理對事實性資料反映的問題、現象作出詮釋，如，事實性資料列舉證人不肯作證、畏首畏尾的事例和現象，理論性資料以“趨利避害是人之天性”的原則性論斷，依據事物常理、具體人的具體心理，對上述現象產生的原因進行了詮釋——有的害怕作證會受到威脅或人身報復；有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的出于感情不愿作證；有的被金錢收買或其他利益所誘惑而拒證。最后，指素——證人對可能受到的威脅顧慮最大，合理地解釋了產生證人拒絕作證問題的事理和心理動因。
再如，事實性資料提供了倡導見義勇為精神、保護證人權益的道德建設、法治與制度建設的做法、現狀，如國家成立見義勇為基金會，深圳寶安區檢察院實行證人保護制度，理論性資料提供了辯證唯物主義關于“物質第一、意識第二”的原理，儒家思想關于見義勇為的論述，從哲學和倫理的高度，詮釋了倡導見義勇為、保護證人權益的必要性和理論依據。
三是理論性資料為遞進關系，深化論點。理論性資料圍繞一個中心論點，分別從不同層次、逐層深入地闡釋論點，例如關于“義”和“利”、人的物質需要與道德義務之間的關系，從光明日報的標語口號式淺層論述，逐層深入到中國古代思想界義利之辨、儒家正統思想重義輕利、對道德義務的強調，最終提高到辯證唯物主義物質和意識統一的最高理論層次。同時理論性資料也有并列的關系，反復證明論點，如2008年北京申論資料開頭是行業協會的定義，末尾是德國行業組織的介紹，兩者都是對行什么作用的闡釋。
四是事實性資料為并列關系，印證問題。多個事實性資料相互疊加、相互印證，從不同側面說明同一個問題，例如2008年浙江申論從經濟到社會、到科技、到教育、到文化、再到社會、到基層民主、到安全生產、到環境保護，共給出了八個方面的事實性資料，實際都是在說明浙江是怎樣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印證應該給群眾幸福感、安全感，讓百姓滿意這樣一種發展觀和執政理念。同時事實性資料也有遞進關系，對同一個問題進行深層次的說明。如從證人很少作證介紹到不作證、不敢作證、為什么不敢作證是由于受到打擊報復的實例，進而介紹保護證人的做法和國家對見義勇為精神的提倡，逐漸把一個“證人保護”問題所涉及的相關方面介紹得全面而深刻。
當然，事系遠不止這么幾種，具體而細微的關系還有：原因與結果、總體與局部、主要與次要、內在與外在、直接證據與旁證等，這要結合具體情況、語境來進行辨別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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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事實性資料提供了倡導見義勇為精神、保護證人權益的道德建設、法治與制度建設的做法、現狀，如國家成立見義勇為基金會，深圳寶安區檢察院實行證人保護制度，理論性資料提供了辯證唯物主義關于“物質第一、意識第二”的原理，儒家思想關于見義勇為的論述，從哲學和倫理的高度，詮釋了倡導見義勇為、保護證人權益的必要性和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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