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談》2010年第10期【半月評論】
2011年浙江公務員考試將于3月13日舉行，近期，浙江公務員考試網（ww.zjgwyw.org）將準備多期《半月談》評論，供應試者備戰沙場，考生也可結合《2011年浙江公務員考試綜合教材》。本期主題：
與普通商品房相比，公租房具有“二次分配的公共產品”特性，這一特性附加著政府責任。建立并完善嚴格的準入和退出機制，考問著政府智慧，關系到能否分好公租房這塊“蛋糕”。
政府有責任為中低收入人群建設公租房，“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這已成為共識。然而，房地產市場仍有一些困擾著決策者的聲音：政府應不應該免費或低價拿出寸土寸金的土地？政府應不應該為公租房提供完善的配套設施？甚至有極端者提出，公租房只能配套公共廁所。何去何從，體現著政府的責任。
從國外的成熟經驗看，政府對公租房采取劃撥土地的方式，選址往往避開市中心，定在郊區，同時政府拿錢輔以比較完善的各類配套，既滿足了需求，也適當降低了成本。可是，讓我國地方政府免費或低價拿出土地，難免會沖擊已成為財政重要來源的土地出讓金這一塊收入，進而影響財政收入等政績指標。而完善的教育、商業、交通等配套設施及小區環境，意味著財政要有更多的支出。此時，政府的選擇就應是變“與民爭利”為“讓利于民”，這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是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應盡之責，同時也是踐行“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的承諾。
對某些地方政府“與民爭利”的擔心，并非空穴來風。近年來，在保障房建設過程中，一些地方政府沒有足夠的積極性讓保障房建設回歸民生屬性，一些地方保障房建在遠離城區、交通不便、生活設施配套差的地方，大大增加了人們的出行成本和生活成本。對此，老百姓并不滿意。有的地方保障房建設進度緩慢，去年第三季度，全國人大常委會調研發現，全國當年任務完成率僅為23.6%。
在高房價面前，每個大中城市都有30%～40%的農民工和剛剛畢業的大學生等中低收入人群不能安居。建好公租房，為他們撐起一個家，是社會良性發育的需要，也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體現，遠非土地出讓金和財政收入減少等短期利益可比。怎么看待公租房帶來的收益與付出，實際是政府思維方式的分水嶺。
公租房是帶有社會福利性質的公共產品，分配是否合理、公平，其意義不亞于安居本身，這是擺在地方政府面前的又一道考題。前幾年，面對經濟適用房這道考題，不少政府是“不及格”的。那種開著奔馳汽車申請經適房的怪事屢見不鮮，公共資源成了少數有權有勢者“尋租”的商品。這個教訓，當引以為戒。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地方政府應該根據各地實際情況，建立以個人資產和收入限制為標準的準入和退出機制，將的確需要住房、又買不起房的中低收入人群納入租住范圍。特別是對于沒有取得本地戶口的外來農民工更需敞開胸懷接納，對于收入水平已經提高、不再符合條件者，建立嚴格的退出機制。
建立準入和退出機制，說起來容易，實施起來千頭萬緒。需要銀行、企業、稅務、勞動保障、公安等部門形成合力，建立完備的個人信用信息共享平臺，才能真正多渠道核實公租房申請者的收入和資產狀況，對于隱瞞真實信息或拒不退出者，則需要通過立法等措施解決問題。為了嚴格審查，香港成立了“打擊濫用公屋資源特遣隊”，抽查公屋住戶的戶籍和居住情況，審查公屋住戶、申請人的收入和資產申報，一旦發現有弄虛作假的，將依法刑事起訴。這些成熟的經驗，我們應盡早結合本地情況加以借鑒，建立完備的機構，出臺相關的法規，避免公租房成為有權有勢者的“盤中餐”。相反，如果沒有嚴格的準入和退出機制，被尋租的公租房將會造成更大的社會不公。
公租房雖是政府“二次分配的公共產品”，但是同樣有著房地產市場特有的商品性，要考慮供求平衡，建少了，“僧多粥少”，難以發揮社會保障的功能；建多了，造成公租房大量空置，也是對公共資源的巨大浪費。這一道“新考題”還沒有引起地方政府的足夠重視。新加坡在為中低收入階層建設組屋時，也曾一度出現過組屋供大于求、積壓的問題，新加坡政府及時吸取教訓，完善制度設計，比如設立預購制度，只有認購率達到70%以上，才開始興建，有效解決了問題。
政府開建公租房以解決民生問題，值得肯定，但在市場規律面前，拍腦袋或拍胸脯式的決策方式卻需要摒棄。地方政府需要廣泛問計于民、問需于民、問政于民，要通過廣泛吸納民意來民主決策、科學決策。只有這樣，才能將好事辦好，辦扎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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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有責任為中低收入人群建設公租房，“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這已成為共識。然而，房地產市場仍有一些困擾著決策者的聲音：政府應不應該免費或低價拿出寸土寸金的土地？政府應不應該為公租房提供完善的配套設施？甚至有極端者提出，公租房只能配套公共廁所。何去何從，體現著政府的責任。
從國外的成熟經驗看，政府對公租房采取劃撥土地的方式，選址往往避開市中心，定在郊區，同時政府拿錢輔以比較完善的各類配套，既滿足了需求，也適當降低了成本。可是，讓我國地方政府免費或低價拿出土地，難免會沖擊已成為財政重要來源的土地出讓金這一塊收入，進而影響財政收入等政績指標。而完善的教育、商業、交通等配套設施及小區環境，意味著財政要有更多的支出。此時，政府的選擇就應是變“與民爭利”為“讓利于民”，這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是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應盡之責，同時也是踐行“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的承諾。
對某些地方政府“與民爭利”的擔心，并非空穴來風。近年來，在保障房建設過程中，一些地方政府沒有足夠的積極性讓保障房建設回歸民生屬性，一些地方保障房建在遠離城區、交通不便、生活設施配套差的地方，大大增加了人們的出行成本和生活成本。對此，老百姓并不滿意。有的地方保障房建設進度緩慢，去年第三季度，全國人大常委會調研發現，全國當年任務完成率僅為23.6%。
在高房價面前，每個大中城市都有30%～40%的農民工和剛剛畢業的大學生等中低收入人群不能安居。建好公租房，為他們撐起一個家，是社會良性發育的需要，也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體現，遠非土地出讓金和財政收入減少等短期利益可比。怎么看待公租房帶來的收益與付出，實際是政府思維方式的分水嶺。
公租房是帶有社會福利性質的公共產品，分配是否合理、公平，其意義不亞于安居本身，這是擺在地方政府面前的又一道考題。前幾年，面對經濟適用房這道考題，不少政府是“不及格”的。那種開著奔馳汽車申請經適房的怪事屢見不鮮，公共資源成了少數有權有勢者“尋租”的商品。這個教訓，當引以為戒。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地方政府應該根據各地實際情況，建立以個人資產和收入限制為標準的準入和退出機制，將的確需要住房、又買不起房的中低收入人群納入租住范圍。特別是對于沒有取得本地戶口的外來農民工更需敞開胸懷接納，對于收入水平已經提高、不再符合條件者，建立嚴格的退出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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