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半月談》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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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為應取的態度是，淡看外企遷移，堅定轉型信心，再造比較優勢。
多少年來，低人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環境成本是中國經濟競爭制勝的比較優勢，競相比拼政策優惠構筑投資洼地是地方政府屢試不爽的招商利器。由此，我們實現了“中國制造”的崛起，贏得了“世界工廠”的聲譽。
這種以廉價要素承接產業轉移以低端制造參與全球分工的發展模式，在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初期，無疑有其合理性、必然性。同時，我們也當清醒，在這種擠壓勞動工資、過量消耗資源換取高速增長的進程中，中國經濟付出了“消費能力不足”的代價，中國社會承受了“勞工權益缺失”的痛苦。
今天，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名列世界第二，人均國民收入快步邁向中等收入國家，我們還能心安理得沉湎流連嗎？中國的人口結構、勞動關系正發生重大變化，“招工難問題”或現或隱、“劉易斯拐點”初露端倪，隨之而來的是長期忽略的勞動價值逐漸回升，過度壓抑的員工工資明顯上漲，收入分化中的底層大眾開始更多更公平地分享改革發展成果，這正是社會奮爭、大眾期盼的景象。為什么等到真的領略了這景象，我們卻惶惑了，迷茫了？
資本天生都是逐利型、游牧型。尤其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中，跨國資本獲有了更為多樣的資源配置選擇。它們更多地轉向品牌運營，而將產品逐步移交給眾多代工企業，將生產基地一再轉移到成本更低地區。多年來，我們憑借著低廉成本的優勢，得益于全球的產業轉移。
但是，這一格局不可能恒久不變，這一選擇不可能一勞永逸。珠三角主政東莞的領導就很睿智：根據韓國、臺灣等地的發展經驗，低成本導向的加工貿易在一個地區的黃金發展周期，一般只有20年。從改革開放算起，這種經營業態在我國已經發展30多年，已到非轉型升級不可的關節點上。
所以，東莞已經決然告別昨天，走上打造“全產業鏈”的轉型征程。資本尋找更低成本、更多獲利的地方，這是產業成長中的必然現象，這是市場機制中的自然選擇。我們沒有必要驚詫，更沒有理由悲觀。
何況，還有更多的資本看好中國，在繼續堅守，在強勢擴張，在全力開墾這一片蘊藏無限誘惑的巨大市場。更何況，不少遷移中的資本選擇的棲息地還是中國，中國的中部和西部。
中國經濟已經步入一個歷史性的拐點。在30多年的高速成長中，不少地方，不少企業，已經習慣于在低成本陷阱中互相競賽著向底線沖擊，以至形成根深蒂固的路徑依賴，兩億件襯衫才能換一架飛機的故事一再上演，“血汗工廠”的社會輿論也始終難以洗脫。
如今，高耗能、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發展方式已經難以為繼，緊相聯系的征地拆遷、勞資沖突和環保維權這三大社會矛盾一再敲響警鐘。以人為本、科學發展的現代理念深入人心，建設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和勞資和諧型社會，已是社會共識。
此時，有跨國資本為維持低成本將一些低端環節產能遷出中國，短期看對我們不免有沖擊，長期看，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淡看外企遷移，就是要堅定信心，淡定應對。勞動力不再無限供給，農民對土地價值的認識日益深刻，社會的環境權益意識在迅速覺醒。中國制造業的最大挑戰，全社會應當求解的突出難題，不是成本提升、外企遷移，而是發展方式轉型、產業技術革命。留給中國產業轉型升級再造比較優勢的時間和機遇，已經不多了。
加快轉型、再造優勢的焦點是什么？從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
這創新的要務，我理解，一是提升附加值。運用新興技術、先進文化和低碳理念提升產品的科技附加值、文化附加值和生態附加值。二是拉長產業鏈。從加工制造環節為主的“紡錘型”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向“啞鈴型”結構拓展。三是搶占制高點。在奮力抵抗這一波金融危機的同時，矚目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創新。
當下，以數字化為標志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濤聲已經隱約可聞，我們應及時呼應，抓住機遇。比較優勢可以轉換，中國制造不會終結。只要它與多元拓展的市場需求相契合，只要它與不斷推進的業態創新相融合，只要它與引領未來的科技變革相對接，它就依然擁有無限生機。
我們不必一再期望以壓低工人的工資來維持低端制造的比較優勢，不必一再想象著簡單復制中國經濟一枝獨秀全球資本潮涌而來的昔日傳奇。在日益深化的全球經濟平衡中，在逐步推進的收入分配改革中，我們還得從源頭上解決內需不足的難題，通過政府減稅、企業讓利，提高勞動者所得，進一步實現利益分配結構的公平化、合理化。
從轉型的視角看去，人力成本的上漲不是壞事，我們還有人力資本的開發，人口紅利的消減不足悲觀，我們還有頭腦紅利的積聚。要緊的是，我們應當著力于新的比較優勢的鍛造，著力于更具潛力的藍領創新，著力于加快人力資本積累、人力資源開發和勞動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進程，從而催生出經濟持續增長的根本動力。
如此，“中國制造”必將煥發嶄新的風采，“世界工廠”必將迸發更大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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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年《半月談》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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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耐克，今有阿迪達斯，一些跨國公司關閉在華直營廠遷移生產線的新聞屢見報端。有人驚詫莫名，有人扼腕長嘆：中國制造何去何從，世界工廠前景堪憂。我以為應取的態度是，淡看外企遷移，堅定轉型信心，再造比較優勢。
多少年來，低人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環境成本是中國經濟競爭制勝的比較優勢，競相比拼政策優惠構筑投資洼地是地方政府屢試不爽的招商利器。由此，我們實現了“中國制造”的崛起，贏得了“世界工廠”的聲譽。
這種以廉價要素承接產業轉移以低端制造參與全球分工的發展模式，在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初期，無疑有其合理性、必然性。同時，我們也當清醒，在這種擠壓勞動工資、過量消耗資源換取高速增長的進程中，中國經濟付出了“消費能力不足”的代價，中國社會承受了“勞工權益缺失”的痛苦。
今天，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名列世界第二，人均國民收入快步邁向中等收入國家，我們還能心安理得沉湎流連嗎？中國的人口結構、勞動關系正發生重大變化，“招工難問題”或現或隱、“劉易斯拐點”初露端倪，隨之而來的是長期忽略的勞動價值逐漸回升，過度壓抑的員工工資明顯上漲，收入分化中的底層大眾開始更多更公平地分享改革發展成果，這正是社會奮爭、大眾期盼的景象。為什么等到真的領略了這景象，我們卻惶惑了，迷茫了？
資本天生都是逐利型、游牧型。尤其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中，跨國資本獲有了更為多樣的資源配置選擇。它們更多地轉向品牌運營，而將產品逐步移交給眾多代工企業，將生產基地一再轉移到成本更低地區。多年來，我們憑借著低廉成本的優勢，得益于全球的產業轉移。
但是，這一格局不可能恒久不變，這一選擇不可能一勞永逸。珠三角主政東莞的領導就很睿智：根據韓國、臺灣等地的發展經驗，低成本導向的加工貿易在一個地區的黃金發展周期，一般只有20年。從改革開放算起，這種經營業態在我國已經發展30多年，已到非轉型升級不可的關節點上。
所以，東莞已經決然告別昨天，走上打造“全產業鏈”的轉型征程。資本尋找更低成本、更多獲利的地方，這是產業成長中的必然現象，這是市場機制中的自然選擇。我們沒有必要驚詫，更沒有理由悲觀。
何況，還有更多的資本看好中國，在繼續堅守，在強勢擴張，在全力開墾這一片蘊藏無限誘惑的巨大市場。更何況，不少遷移中的資本選擇的棲息地還是中國，中國的中部和西部。
中國經濟已經步入一個歷史性的拐點。在30多年的高速成長中，不少地方，不少企業，已經習慣于在低成本陷阱中互相競賽著向底線沖擊，以至形成根深蒂固的路徑依賴，兩億件襯衫才能換一架飛機的故事一再上演，“血汗工廠”的社會輿論也始終難以洗脫。
如今，高耗能、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發展方式已經難以為繼，緊相聯系的征地拆遷、勞資沖突和環保維權這三大社會矛盾一再敲響警鐘。以人為本、科學發展的現代理念深入人心，建設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和勞資和諧型社會，已是社會共識。
此時，有跨國資本為維持低成本將一些低端環節產能遷出中國，短期看對我們不免有沖擊，長期看，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淡看外企遷移，就是要堅定信心，淡定應對。勞動力不再無限供給，農民對土地價值的認識日益深刻，社會的環境權益意識在迅速覺醒。中國制造業的最大挑戰，全社會應當求解的突出難題，不是成本提升、外企遷移，而是發展方式轉型、產業技術革命。留給中國產業轉型升級再造比較優勢的時間和機遇，已經不多了。
加快轉型、再造優勢的焦點是什么？從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
這創新的要務，我理解，一是提升附加值。運用新興技術、先進文化和低碳理念提升產品的科技附加值、文化附加值和生態附加值。二是拉長產業鏈。從加工制造環節為主的“紡錘型”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向“啞鈴型”結構拓展。三是搶占制高點。在奮力抵抗這一波金融危機的同時，矚目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創新。
當下，以數字化為標志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濤聲已經隱約可聞，我們應及時呼應，抓住機遇。比較優勢可以轉換，中國制造不會終結。只要它與多元拓展的市場需求相契合，只要它與不斷推進的業態創新相融合，只要它與引領未來的科技變革相對接，它就依然擁有無限生機。
我們不必一再期望以壓低工人的工資來維持低端制造的比較優勢，不必一再想象著簡單復制中國經濟一枝獨秀全球資本潮涌而來的昔日傳奇。在日益深化的全球經濟平衡中，在逐步推進的收入分配改革中，我們還得從源頭上解決內需不足的難題，通過政府減稅、企業讓利，提高勞動者所得，進一步實現利益分配結構的公平化、合理化。
從轉型的視角看去，人力成本的上漲不是壞事，我們還有人力資本的開發，人口紅利的消減不足悲觀，我們還有頭腦紅利的積聚。要緊的是，我們應當著力于新的比較優勢的鍛造，著力于更具潛力的藍領創新，著力于加快人力資本積累、人力資源開發和勞動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進程，從而催生出經濟持續增長的根本動力。
如此，“中國制造”必將煥發嶄新的風采，“世界工廠”必將迸發更大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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