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談》2015年第18期：鄉村“社會病”該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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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社會病”該治了
文/蘇北
近些年來，我們為糧食連增的勢頭欣喜，為城鄉一體的藍圖振奮，為全面小康的目標奮斗。然而，從鄉村傳來的另一類信息卻令人倍感困惑和震驚--
空巢老人不堪抑郁，留守學童服毒自殺，反目鄉鄰拔刀相向，大齡男性青年報復社會，還有一些外出打工的村民被傷害后，因泄憤而遷怒于家人造成血案……或許這一起起悲劇性事件只是一些極端的事例，但是它們牽連著的鄉村農民心理健康和精神疾患，其間顯露出的孤獨、冷漠、自卑、抑郁、焦慮和暴戾等不良情緒，卻是必須引起人們警醒、呼喚社會療救的緊迫問題。
為什么一向平和寧靜的鄉村生活突然激起如此躁動的波瀾?
貧富分化的鴻溝深了。告別了當年吃“大鍋飯”時共同守窮的日子，今天的農民心氣高了，門路廣了，出去打工經商辦廠的，在村開農家樂當農場主做新網農的，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家家都有不一樣的光景。一些政府補貼的項目、社會資源的分配和福利政策的實惠，往往被各種各樣的“強人”“能人”搶占攫取，收入的急劇分化就發生在村民的眼皮底下自家的屋檐旁邊，村莊的天平傾倒了，鄰里的和諧打破了。那些困難戶，在貧困化的同時承受著邊緣化帶來的生活和心理的雙重沖擊。
家庭結構的框架散了。工業化城市化的浪潮拍打著鄉村封閉的堤壩，年輕力壯的農民帶著新生的憧憬背井離鄉涌向外面的世界，去尋找謀生的天地和致富的機會，把鄉村的陰影留給了孤老的父母和孱弱的孩兒，千百年來看似堅固的家庭開始松了鐵箍散了框架。空巢老人們艱難地撐起重擔，勞作于田間地頭，照料著孫子孫女，在落寞寡歡的生活中，既擔憂著兒女在城市打拼的遭遇，又煎熬著自己在老屋歲月的凄冷。留守孩子們度過的多是一個個灰色的童年。辛酸地苦讀，默默地守候，過早地鍛煉了他們生命中的堅強，也往往扭曲了他們生活中的想象。撕裂的是家庭，流血的是親情，疼痛的是心靈。
鄉土社會的紐帶斷了。市場經濟的利益原則、交換關系和來自城市文明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浸潤到農民日常的社會關系和文化生活之中。人情關系逐漸利益化，社會關系逐漸陌生化，代際關系逐漸疏離化，血緣地緣的傳統紐帶日見脆弱，村落社區的文化認同已經淡漠，熟人社會的價值根基也在松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傳統互助合作精神加速消解。
公共服務的重心浮了。這幾年大力推進的公共服務均等化政策，本是破解城鄉發展二元化的良方，可是不少鄉村遭遇的，卻是再一次的邊緣化困局。在掌握了集約化城鎮化的發展話語權之后，教育、醫療、文化等公共資源都紛紛向縣城流動、集聚，既有的城市與鄉村的二元轉變成縣城與鄉村的分化。本來，留一所學校就能給一個村莊留下一縷書香，一種氣韻，可是，一陣風一刀切的撤并，加速了許多鄉村公共生活的凋敝和精神文明的衰敗。
鄉村治理的取向偏了。鄉村秩序在重構之中，宗教、家族、資本等各種力量在鄉村展現，甚至還有村霸，在鄉村抬頭。伴隨著村莊的空心化老齡化趨勢，鄉村治理出現了松散化懸浮化現象，導致違法犯罪增多，鄉村治安惡化。在發展主義的牽引中，基層干部著力更多的是土地流轉資本下鄉規模經營，是征地拆遷社區再造城鎮擴張，是經濟增長財政收入政績考核。一些基層干部作風腐敗，許多時候不是矛盾的解決者和秩序的創建者，反而成了矛盾的制造者和秩序的破壞者。農民的精神需求心理健康，農村的文化復興社會建設，在不少地方官員的視野中還是一片盲區。
當下的鄉村，在市場化和城市化的雙重推力中正經歷著深刻的社會轉型。廣闊的原野上升騰起嶄新的希望和無限的生機，也衍生出種種原子化、陌生化甚至叢林化現象。農民從中體驗到的，既有欣喜和期盼，也有迷惘和苦悶。跨過溫飽生活的門檻，他們向往全面的小康;擺脫計劃體制的束縛，他們追求自主的權益;懷念熟人社會的交往，他們渴望溫暖的人情;抗爭貧富分化的歧視，他們訴求生命的尊嚴;應對變動不定的世界，他們努力把握命運的支點。其中在市場競爭和社會分化中的弱勢者、受挫者，更多地感受著彷徨無主，焦慮不安，不平、怨憤和暴戾之氣等消極情緒油然而生，一個小小的火星，可能燃起仇恨的火苗。一個小小的刺激，可能導致生活的悲劇。
社會已經開始警醒，發出聲聲呼吁：建立心理咨詢，開展社會關愛，拓展志愿服務，改善鄉村治理……
我以為，更為重要的是在自主發展的起點上，在契約社會的治理中，在多元利益的協調中，將農民組織起來，重建鄉村社會，重建公共生活，重建精神家園。筆者日前去河南信陽平橋區專題調研，王繼軍書記提出并踐行的“三農”理念給我深刻啟迪：農村是有價值的，農民是有尊嚴的，農業是有前途的。核心在建設一個健康的、健全的鄉村社會。平橋區的郝堂村就是一個鮮活的文本，拓展鄉村教育，修復鄉村社區，煥發鄉村文明，讓農民找回心理歸屬，提升發展自信，共創幸福生活。絡繹不絕的外來參觀者、取經者由衷贊嘆這里的“美麗鄉村”，美麗的既是郝堂景象，更是郝堂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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